1973年，雷蒙·威廉斯提出了具有批判意义的乡村观和城市观，由此反思，在历经重大变革的中国当下社会，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乡村生活是否如文人墨客笔下的“桃花源”那样？城市除了飞速发展的经济，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重新发现和关注？我们又该如何记录熟悉的乡村或城市生活？受此启发，“我读”于2017年1月初推出了“我眼中的城市与乡村”征文活动。在这一个多月里，我们陆陆续续收到了来自海南、陕西、安徽等地的十余篇文字作品，经过筛选和编辑等一系列工作，“我读”将于近期选登部分文字作品。

今天推出的这篇“回乡记”是海南华侨中学对外汉语教师杨本科的记录。杨本科，原籍安徽亳州，在海南完成了本科、硕士学业，并在海南成家、娶妻。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的杨本科已有多年记录归乡笔记的实践经历，本期刊登的这十余篇归乡笔记摘选自其记录的乡村笔记，记录时间分布在2014、2015、2016这三年，具体时间在每一小节标题处有标注。

近年来节节攀高的彩礼困扰着农村年轻人的婚姻问题，杨本科感慨：“娶媳妇儿那一段大概深有同感。”同为生在农村的年轻人，尽管有一些会选择留在城市奋斗，然而大多数目前仍难以脱离传统的婚恋模式，既如此也就必须要被其规则牵制。另外，杨的记录并不仅限于节节攀高的彩礼和凋敝的农村教育，这十多个片段组织起来基本可以大致看清当下农村问题的轮廓：社会经济的变迁、人口的流动、以及涉及到的乡村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等等。尽管作者记录的只是安徽亳州的谯城区的一个小村庄，但其对某些情节的描述仍能给人以感同身受。

杨本科，安徽亳州人，海南华侨中学国际部对外汉语教师、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读，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孤独的葬礼

记录时间：2014年10月

放暑假回亳州老家，到家的那个下午刚刚坐下和母亲坐在院子里纳凉，村支书就骑着自行车找到家里来了。

有事儿么？我问。

有事儿，明天去你四大爷家集合。凌晨四点，带上铁锹，给他挖墓窑子去，凉快。

老四又死了？他媳妇还没死四十天呢吧？我老妈问。

是的。昨天下午他儿子买了几条面筋给他吃，他没有牙，吃得又太急慌了，噎死了。

咦，你的眼真尖，你在哪儿看见俺儿回来了？刚坐在这儿一小会儿你就找来了。我老妈显然对这位不速之客有些许抱怨。

那也没办法，这墓窑子能是谁都可以挖的吗？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在家的都是老弱病残，小的拿不动铁锨，老的父母都健在的又没有。我在街筒子里喊了半天都没有人，街上那些妇女告诉我的，恁儿在家。

我们店集村历史上叫做人和镇，占地老祖姓杨。四大爷姓刘，兄弟六个。四大爷祖传的手艺是剃头和吹唢呐。他功力很深，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在客人的脸上走来走去，深一点见肉，浅一点留茬的感觉。一双肥厚的大手在客人头上、脸上抚来摩去，愣是能让他们放心地睡着咯。我小的时候四大爷和他的兄弟们还拿着编织袋，到各家收粮食，每个成年男子每年七斤小麦、三斤大豆，这算是他为村子里的人剃头的报酬。

四大爷颇懂江湖规矩，外乡的唢呐班子到我们村来跑场子，他都要去坐一坐、鼓一鼓笙，临走的时候唢呐班子必然要给他一些“过路费”，我们老家人说“剃头的和吹响的一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早早来到四大爷院子里。堂屋中间棺材前的长明灯亮着，可是却没有人守灵。我等到五点多，天都亮了，执事的才来和其他人才来，除了我之外，一个是高考结束在家休息的学生、一位是在外面打工刚回来打算接孩子去过暑假的家长、一个是在家做生意的。丧事的执事是我家邻居，他原来杀猪，村子里红白喜事执事的都是我爷爷。我爷爷去世后，就是他在干。

执事的把四大爷的儿子们喊了起来，让他们准备毛巾、口罩、水、酒、花露水。他的儿子们磕头谢过之后，我们就带上工具跟着风水先生下去了，墓地在他六弟的豆田里，和四大娘的坟在一起。我们一进去，同去的人就说，你看看这豆田里，全都是草。风水先生用柳枝插好四周的边界，就叮嘱我们要用白酒洗一下口罩再戴上去。

新规矩吗？我以前给人挖墓也没这样啊。我说。

他媳妇去世才四十天，怕是气味大，所以你们几位今天就辛苦了。风水先生说。同行的人这才知道为什么都是刚回来的人来打墓，因为其他人都知道四大娘去世时间不久，会有味道。

上午八点多的时候，村口就响起了一阵鞭炮声，拖拉机拉着棺材就出来了。四大爷的二哥拿着盖棺用的席子，六弟一路撒着纸钱，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子扶灵。

在我的记忆当中，送葬的队伍应该是浩浩荡荡的，我们村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做“抬棺会”，这是一个互助组织，每当有老人过世，执事就会带着孝子孝孙在村里的主干道上喊一声“所有抬棺会的老少爷们儿们！XX家老爷子去世了，明天出殡！该奠纸的奠纸，该抬棺的抬棺，一事都有了，XX磕头谢谢哈！”执事的喊完这句话，孝子孝孙脑袋往路中间一磕，就算是下了通知。第二天棺材由八个人一组抬着，出村子里的南门，一路上不能着地，每当换人，孝子孝孙们就把丧杖拄在地上嚎啕大哭。

可是，四大爷的送葬队伍静悄悄，因为村子里的人都出去谋生了，“抬棺会”早已名存实亡，如果死在年关，大家都在家里，还能享受这项福利。死在夏天的，注定孤独。拖拉机扯着呼噜把四大爷往墓地拉，他的孝子孝孙一路追赶拖拉机的脚步，没有时间悲伤。

棺材拉到墓地头上的时候，风水先生说，你们留几铁锨给他儿子，别把活都干完咯。四大爷的大儿子扛着招魂幡跪在墓地里，二儿子去他祖坟上烧纸，三儿子跳进墓穴里平整了一下。接着，拖拉机司机用起重臂吊起了棺材，放进了墓穴。直到这时候，四大爷的女儿们才开始放声痛哭。

回来的路上，四大爷的二哥和五弟、六弟走在一起，一路上没说话。末了，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又送走了一个”。执事问老六，你都出去打拼这么多年了，这以后还打不打算埋在我们村？老六说，不知道，我三哥死的时候火葬抓得正紧，烧了之后骨灰放在殡仪馆根本就没人拿回来。兄弟六个不缺我这一个，再说吧。

回到家里，我跟我妈说我的所见所闻。我妈说，送葬队伍长短怕啥，再长的送葬队伍，也不能有人躺下来陪他。死身子往地里一躺，大家又都一样咯。

干涸的村庄

记录时间：2014年10月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如果不出意外，今年老家的大豆、玉米等秋季作物正在因干旱而走向绝收。亳州，是黄淮平原的一部分，是我国原始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国家划为“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这里的土地正在一步一步向荒漠靠近。

小时候我的父亲经常教导我碗里的饭菜一点一滴都不许浪费，并且警告我说“剩饭底儿，饿半死儿”。一粒小麦经过播种、除草、打药、收割、晾晒、储存、加工......等一系列程序才能到达我们的嘴里，然而就是这么繁复的程序下来，一亩小麦的收入也不过一个农民外出做泥瓦工三天的收入，种地收入的微薄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原来我们这里的作物种类非常丰富，至少说作物的结构比现在均衡。因为缺乏劳动力，也为了便于机械化，大片大片的小麦连片种植。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是中药材的种植加工，靠近城里的农民可以通过种植药材提高收入，2014年芍药每亩的纯收入超过15000元。我问我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种一点。我妈说，她自己在家，做不好田间管理。大家都种麦茬豆、豆茬麦，如果你在中间种点别的作物，人家烧麦茬的时候，一把火就给你烧掉了。现在不是不让烧麦茬了吗？我问。说是不让烧，全村都是小麦，一个人点，一个村庄的麦茬就着火了，你能知道是谁点的火啊，总不能都抓起来。所以现在冬小麦和大豆，成了“绝佳”的轮作形式。绝对的垄断和单调会产生绝对的危险，如果今年继续干旱下去，那么大豆的绝收将意味着一场灾难。

每年高考前后三五天是小麦的收割时间，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烟雾。烧麦茬这件事情，是伴随着联合收割机而生的。没有联合收割机的时候，大家收割小麦用镰刀，麦茬贴着地皮，因此不存在烧麦茬一说。联合收割机大面积应用以后，麦茬的收割高度一般在10公分左右，对于修整土地来说，难度很大。加上家畜减少，不需要麦秸作饲料。电饭锅增多，也不需要秸秆做燃料。老百姓索性一把火烧掉麦秸和麦茬。被烧掉的除了麦茬，还有一切昭示着田野里有勃勃生机的野鸡、野兔、鹌鹑、蝈蝈......

对于烧麦茬这件事情，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规定联合收割机留麦茬超过5厘米老百姓可以拒绝付费、每亩地补贴40元让老百姓把麦秸从地里面拉出来、补贴给麦秸收购商让他们把麦秸收上来送到造纸厂，但是这些政策被“对策”一一破解。比如联合收割机留麦茬不超过5公分耕作速度会减慢，田里的砖块卷进收割机也会损伤收割机的刀片，老百姓就会对这个要求主动妥协。补贴40元让老百姓从地里面拉出来就更不现实了，一个农民工每天的收入大概在100元左右，从经济上来说不划算。最后，这些麦秸就被暂时堆在地头，等待着一把“野火”。麦秸收购商把麦秸收购补贴拿到手里以后，就会说存量太大，暂时不收购。麦忙时间一过，回乡收小麦的劳力又外出打工了，麦秸收购商雇用一些人，就把老百姓倾倒在田间地头的麦秸运回来，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即使有，也可以直接忽略。

说来说去绕不过一件事情——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城里买房子了，在城里有没有房子也成为年轻人婚姻的一个重要筹码，买了住不住没关系，哪怕是租出去呢，先买了再说。然而，城市没有拿他们当城市的一份子，他们的孩子不能就近在城里入学，他们不能在社区享受各种便利。他们也没自己当城市的一份子，自然不会保护一个城市的形象，没有文明的市民，就没有文明的城市，市民素质的提高速度则远远慢于城市高楼的建设。

大约是前年开始，我们附近的村庄开始进行“新农村规划”，具有一个特定的套路：把村庄全部推平，铺上水泥路，然后在水泥路两边盖上房子。在我看来，在这种规划当中受到最大破坏的是河流和一些水利设施，甚至连水井都不放过。

我们村原来有“寨海子”，也就是护城河，四方有寨门。根据五行，娶媳妇的时候迎亲队伍要从南门出去从东门进来，南门是正门，算明媒正娶，东门是生门，意味着人丁兴旺。我小的时候还曾经在河里面游泳、抓鱼，后来虽然慢慢在干涸，但是河的存在总给我们带来许多安全感。新农村规划以后，村民们推倒房子的建筑垃圾无处堆放就往内河里面推，等大家的房子盖得差不多了，村子里的小河也就都被填平了。即使李春波来这里依然能写出《小芳》，泪水也无法顺着小河淌了。

我们村最重要的河是芦草沟，这条河连接龙凤新河汇洺河入涡河，最终注入淮河。这条河曾经水草丰美，两岸岸边上种满了荆条，河坡修得十分工整，常年都有水，至今我们老家还流传着“麦黄蟹，稻黄鳖”的谚语。新农村规划之后，村子里的小河都被填平，芦草沟也没有了往日的容颜。

龙应台曾说，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角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泞泥，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芦草沟在新农村规划中就扮演了下水道的角色，直接将生活污水排放下去。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都很穷，穿不起新衣服。老师说穿不起新衣服没关系，但是要干干净净。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芦草沟算是个破落户，因为她已经既不丰美，也不干净。

被破坏的除了河流还有水利设施，一直到现在，在亳州一带的田地里还能看见一些水利设施上面写着“黄淮海工程”，一些农田中“黄淮海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牌子。当时国家每年都有冬修水利的义务工，我们家人口多，我父亲要做得也多。但是义务工有一种情况可以免除，那就是家里有人在外面上学或者当兵，俗称“吃商品粮”。我小学入学的时候，父亲给我取名“本科”，希望我能考个大学，但是我母亲的愿望就更现实了——考个师范也行啊，以后少做一个人的义务工。